邹韬奋，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是中国卓越的出版家、政论家。在出版、读书、新闻和政论界，邹韬奋都留下了广为流传的“韬奋精神”，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

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终因他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遂父心愿，走向了新闻出版救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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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1926年，邹韬奋担负《生活》周刊主编，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邹韬奋对《生活》周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革新，确定《生活》周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邹韬奋办刊物的特点是抓“一头一尾”，“头”就是每期登在刊物前面“小言论”栏里的社评、短评，“尾”就是每期刊载在刊物后面“读者信箱”栏里的“简复”及“答读者问”。

《生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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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到数百万字，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韬奋便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

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1932年7月在“书报代办处”基础上又成立生活书店，短时间内，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达56家之多，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生活书店重庆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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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对国破之痛，邹韬奋接连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痛陈国事，不断以犀利笔锋抨击国民党的妥协退让和卖国行径。《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与此同时，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

1933年7月因受迫害流亡国外，他先后写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四本游记随笔，取得极有价值的新闻采访和通讯写作经验，这是上世纪30年代新闻性散文中少有的佳作。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祖国。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他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以力求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和克服个人主义为三大目标，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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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在6月7日创办《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日报》是他一生中创办的唯一一张日报，因该报未能在上海复刊，邹韬奋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邹韬奋坚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等七名救国会的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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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抗战画报》六日刊等，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邹韬奋坚持用手中的笔鼓舞前方将士、传播进步文化，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全民抗战》鼓舞了无数国人，却多次遭遇查禁、停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邹韬奋的迫害，1941年2月，邹韬奋被迫避走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他继续积极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

1937年在苏州看守所，邹韬奋乐观地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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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沦陷后，邹韬奋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躲过国民党特务的严密侦查，辗转来到苏中、苏北革命根据地。饱受苦难的流亡之路似乎就要结束，但就在此时，邹韬奋不幸患上了耳癌。患病期间，他仍笔耕不辍。

1944年7月24日，在抗战胜利曙光将至的时刻，49岁的邹韬奋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弥留之际，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邹韬奋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爱国民主事业。

1944 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高度赞誉和评价了他一生从事的伟大事业。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这就是著名的韬奋精神。毛泽东还曾说过：“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邹韬奋创办和主编的报刊及重要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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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努力办好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报刊，是韬奋办报的基本思想。在新闻工作中，他先是继承了我国早期民主报刊的优良传统，树立了"为人民办报"的思想，后来转向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所办报刊便沿着一个方向前进：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诚对待民众，真实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如实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

邹韬奋说，新闻记者的活动要有正确的动机，要为社会的福利而活动，要以社会改进为目的。20世纪30年代，他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鲜明指出:"本报的产生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时期"。"本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进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

1937年12月邹韬奋从香港、广西、湖南转赴汉口，途经长沙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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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办报的实践充满了不断创造和革新的活力，他办报刊很强调要办出个性或特色，这种个性或特色既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他总结自己办报的经验时指出了办报必须掌握的几个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

邹韬奋终其一生体现了为真理和事业“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大无畏精神，他坚持立言要秉承着自己的良知说话的准则，不迁就私人的情面，更不接受任何个人、团体的威逼、利诱、指使。他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

解放初期建立的三联书店上海南京路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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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同时撤离上海后即在香港实行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为纪念这位中国新闻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杰出人物，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以邹韬奋的名字设立了“韬奋出版奖”，目前是我国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奖项。以他名字命名的另一奖项“韬奋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2005年与“范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用以表彰全国的优秀先进新闻工作者。

邹韬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报人精神，不畏权势、勇于讲真话、力主言论自由的精神，遭受挫折但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守信念的奋斗精神等，都是邹韬奋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