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召开，毛泽东为大会写了决议，其中的一部分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命运，做出总结。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些人以为，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于是，当大革命失败，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就说，中国既然建立了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已经是基本实现了。

但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高层的胡汉民、蒋介石和汪精卫随即陷入激烈的内斗，而蒋、冯、阎、李各路新军阀随即展开混战——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依靠国民党而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是完全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在名义上统一的南京政府之下，中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毛泽东说：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自大革命失败到今天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靠南京政权，绝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支配，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于是，这个任务，就这样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身上。

中国不能完成政治统一的原因，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可能建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在打倒旧军阀的过程中，自己变成了新军阀。而国民党之所以变成了新军阀，就是因为这些新军阀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有帝国主义在，有国民党在，中国战乱只能愈演愈烈。

毛泽东指出：

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的，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军阀混战，就是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的表现。正是因为军阀混战，中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就无法建立；而也正是因为军阀混战，则为中国的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乃至必然性。

毛泽东指出：

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

毛泽东就是以这样宏阔的视野，提出并阐释了井冈山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这也是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井冈山道路”：

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武装割据，如果没有武装，中国的革命前途就根本谈不上：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毛毛不能没有摇篮”，孩子不能没有家，孩子无论走多远，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与欺侮，他还可以回家。

新生的革命武装就是弱小的“毛毛”，而根据地就是革命者的家，如今这个家，就是湘赣边界，这个摇篮就是井冈山。

“毛毛”也知道摇篮的重要，而我们红军的任务，首先就是保卫根据地、保卫摇篮保卫家。

毛泽东就是从极为朴素的道理出发，创立了人民军队的思想。

在秋收暴动之前，毛泽东既没有学过军事，也没有打过仗。毛泽东青年时代有过不到一年的参加“新军”的经历，在短暂的“新军”时代，毛泽东吃水都是雇人挑来，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足的学生、文人。

毛泽东第一次挎上枪，是在被误传开除党籍之后，但当时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自己写文章，运笔杆子可以，搞枪杆子不行。直到中共八大预备会，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没学过军事，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搞枪杆子是被逼无奈，当时你是个民主人士，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

毛泽东没有上过军事学堂，更没有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样的地方学过西方战争理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形成并确立的。

“高举红旗上井冈”——在上井冈山九死一生的道路上，毛泽东迅速地经历了战友的牺牲、曾经的同志的叛变，甚至经历了被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他也迅速地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进而提出了“武装割据”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就是在这条道路上，他从书生，迅速地成为战士和统帅。

在这条道路上，卢德铭牺牲了，王尔琢牺牲了，余洒度、陈皓、苏先骏先后叛变了，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几乎只剩下了毛泽东一个人。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毛泽东又找到了新的战友——朱德与陈毅，王佐和袁文才。

在这条道路上，他历经失败与挫折，但却一次次总结经验教训，使革命的队伍重新扩大起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毛泽东后来一语概括了这一军事制度的核心——“军队与老百姓，咱们是一家”。

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人有父母，孩子要有家，有了“父老乡亲”，才有“子弟兵”——这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

要了解究竟什么是“父老”，就必须了解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乡里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而在汉初，这些人被称为“士”。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他们代表的就是基层百姓的“民心”。

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应召入伍，在科举制度形成之前，所谓的“士”主要是指基层的“武士”，而非“文士”——用今天的人所能理解的话，所谓“父老”，就包括了基层的“复员军人”、军烈属。

但是，宋代以降，由于脱离了土地的游民太多，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地主制度代替了保伍制度。于是，基层有朱熹的乡规民约，但却没有了军事编制，“武士”制度的源头，被从基层掐断了。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士制度完全确立，立足基层的中国“武士”制度，到此终结。

在毛泽东之前，就有先行者力图恢复重建中国基层的武士制度——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江西的客家人中，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立足于汉唐的“父老——子弟兵”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

与毛泽东一样，王阳明也正是在江西的宁冈和永新，通过收拾人心起家，开始了一介书生的戎马生涯。

当时的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乡村。而重建乡村的办法，并不是像朱子那样，标榜一个专门针对乡村的秩序(乡规民约)，而是必须把文化教育与基层武装组织结合在一起。

把基层的武装化与基层的文明化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致良知”。

有宋以来，为什么会出现兵弱财穷的局面呢？因为从那时起，中国的军队吃的是官家的粮，又被不知武事的文弱书生们指挥着。这样的军队不仅脱离了土地、脱离了“父老”，而且，他们还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上——这样的军队，必定是一支要打败仗的军队。

要强国，就要强家，因为中国的家与国是一体的。治国先治家，所谓治家，就是待百姓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草芥”。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官吏”对“草民”，一条“父老”对“子弟”，或“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路线，即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子弟兵”；而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而这种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与民同心”。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王阳明当年认为，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治理，也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

怎样才能以做学问的方法从事政治工作呢?那就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是问计于民，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方法，也就是调查研究。

什么叫作“与父老约法三章”呢?毛泽东创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现代中国的“与父老约法三章”。

没有上过一天军事学堂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创立一种军事思想，并缔造一支人民军队呢？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因为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而另一位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则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其实，近代湖南倒是出了两个润之(芝)，一个自然是毛润之，另一个乃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胡润芝(胡林翼，号润芝，其他三人为曾国藩、左宗棠和彭玉麟)。且有“泽东”，亦有“泽南”。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讲到湘军及其创始人罗泽南，他认为湖南学风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军”“以学问治世”。而其关键，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知识分子、读书人与工农兵相结合:

或问(泽南)制敌之道，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语，其注脚也。”亦本周敦颐主静察机之说。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视东南安危，民生怨苦，如饥溺在己，与其所注《西铭》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腾，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众人化之，荷戈从军，蔚然成风。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人归颂焉。倘好驰马试剑，漫事以从军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自来言宋儒理学，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奋发，本之间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

按照钱基博的说法，理学作为经世之学，原本就有着强烈的战略式战争诉求。近代中国的“经世学统”开于江苏，而大成于湖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宋儒理学治军的典范。他尤其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唯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将知识、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

以理学治军，就是以王道治军，而这首先便要恢复理学乃至儒学的战略精神。“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即战斗精神。

把武力与道德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军事传统的精髓；而把军事和革命的政治结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把武力与道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武德”，而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

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却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在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背景下，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此实难矣”。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均田制败坏，国家不再重视基层，转而重视“文辞”“进士科”，轻视边疆，重视中原，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的“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宋代时的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武德的体现。

人民如草，故历代统治阶级皆称老百姓为草民，视人民如草芥。而毛泽东却崇拜草，因此便喜欢草根，甚至喜食野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植根于大地，这是一切生命力的源泉。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毛泽东：“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淡然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时他说:“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了如下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