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20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湖南省代理省长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1928年5月20日至22日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组织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重申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审查了各县工作，针对存在的错误通过了“组织纪律决议案”。大会选举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23人，毛泽东为书记。特委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随后，改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陈毅为书记。同时，在宁冈茅坪指导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4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等3个委员会，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

1941年5月20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华中局及新四军军分会：“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同志现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同志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5月22 日，陈毅、刘少奇发出通令：“奉中共中央电，任命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以刘少奇为该会书记。”

1947年5月20日　国民党当局对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学生采取暴力手段，制造五二○血案。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殴打、逮捕；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3000人到国民党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还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5月20日，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游行队伍在珠江路口遭到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五二○血案。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以五二○运动为高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国民党区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

1951年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从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等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这篇社论时，特别批评一些共产党员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一遇到具体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这篇社论并发表批判文章。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对武训其人其事做了全盘否定。这次批判中，有的文章简单粗暴，无限上纲，认为电影《武训传》是对新中国的挑战，没有通过充分民主讨论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在教育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

1988年5月20日　北京市宣布以中关村为中心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实施《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条例共有18条，旨在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直接结合，科学技术和其它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推动技术、经济的发展，扶植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创建。鼓励科研单位、学校和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在试验区内的新技术企业中兼职，兴办、领办、承包各种形式的新技术企业，或离职到新技术企业任职。并允许新技术企业招聘大专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留学生和外国专家。

1992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和入选作品奖。“五个一工程”是中宣部于1991年主持开展的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其主旨是“要像抓重点建设工程那样，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精神产品的生产”。具体内容是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抓好精神产品的生产，力求从1991年起，每年度拿出“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或电视剧、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文章”。

2011年5月20日至26日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并在北京、黑龙江、吉林、江苏参观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