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正在积极推进，目前对其目标定位是创新湾区、科技湾区、人文湾区，主要对标湾区是旧金山湾区(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无论是确立何种建设目标，各种建设目标间实际上都存在内在关联，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大湾区建设总体目标体系。从人文湾区的角度来审视大湾区建设，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背景下，技术文化如何推动大湾区教育一体化发展是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技术作为一种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人类实践和社会现象，最初体现在劳动手段和劳动技巧的不断改进与革新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增加，社会向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随着技术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技术已愈来愈走出其狭小的劳动和生产过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进，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在价值观层面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就使得技术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知不觉地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核心。由此可见，技术的这种文化化现象是技术本身与技术主体形成的一种关系，它是对技术本身纯粹工具性的一种超越。

技术的文化化现象引起了一些思想家的忧虑，在他们看来，当代的劳动和生产对技术的过度强调，将会使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而非主人，以至于使我们所创造的文明陷入危机。例如，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在探讨纪律产生的历史时便认为，技术赋予了权力物质的形式，并为实现人类主体的工具化服务，“与规训相关的那个历史时刻诞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艺，其目标不仅仅是人体技能增长，亦非助长人体的惰性，而是要形成一种关联性，并通过同样的机制让人体愈有用也愈顺从，反之亦然”［1］。而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指出，工业社会里人类主体的创造性和多元性将因自由市场而遭遇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恰恰是技术合理化所带来的，“一种舒适的，平稳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将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这是技术进步的象征”［2］。

不可否认，诸如此类的观点揭示了过于泛化的技术使用所暗含的风险，但却忽视了技术作为人类能动改造社会的最初工具，是人类实现主体性并推动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皆从辩证的视角探讨了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但他们更强调文化在被动地技术化以后所导致的消极后果，而未能意识到人类在掌握技术的使用规律后将能以文化生产为目的，积极发挥技术的优势。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探讨摄影技术时所指出的，技术的发展具备某种两面性，一方面技术性的复制活动导致了原作的“本真性”（即“光韵”，“aura”）的消失，另一方面技术性的复制活动却能通过不断显现的本土接受现象赋予作品现实的活力。［3］

综上所述，我们可把技术的文化化趋势称为“技术文化”，以便与上述学者们所担忧的“文化技术”即文化的技术化现象相区分，从而使该概念能够表达技术本身与技术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辩证关系。这种关系不但是对技术本身纯粹工具性的一种超越，更是对文化纯粹论的一种反思。与技术在当下社会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相比，当代中国的理论界对技术文化的研究却并不相称。以往的研究更倾向把技术当作一个孤立的因素来看待，且仅仅从技术的工具性本质角度探讨社会议题，从而忽视了社会内部不同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过程。因此，为了揭示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的即时价值与未来潜力，本文从本体论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审视技术文化概念的本质，从而在这一本质观照下看待技术的创新性、通约性、进步性特征及其人文内涵。

在《艺术作品的本体论》一书中，英加登进一步发展了“纯意向性客体”(purely intentional object)概念，并借此概念指涉一类“文化客体”（cultural object）。［4］在他看来，“文化客体”之所以是 “纯意向性客体”，正因为它们是这样一种本体性存在：一方面，物质使这类客体得以实存，并让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损耗；另一方面，这类客体在文化上的意义远远地超越构成它们的物质，并在时间中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以一所学校的校徽为例，构成校徽的物质性基础是木头或金属，但校徽在文化上具有象征意义，其作为学校精神和办学宗旨的代表，远远超越了它的物质性基础，因此，哪怕物质性存在会在漫长的历史中消亡，校徽还能因其文化性而不断地被再现。

简单来说，这类客体的文化性内涵恰恰体现在英加登所谓的“纯意向性”上，即一种意识行动。这种意识行动不但能透过客体被我们的意识所捕捉，还能借由触发更多的意识行动，使这类客体持续地存在。因此，我们才可以认为，作为一种“纯意向性客体”，“文化客体”既受制于物质却又远超越它。在此，所谓的技术文化正是在上述逻辑下使技术成为某种“纯意向性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技术的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实存物，但作为一种媒介，技术所创造的又不仅仅是物质，而且是物质能够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意图（动机），这一过程恰恰是技术的创新性所在。换言之，在技术的文化化过程中，技术并不旨在生产一种自身以外的事物，而是在重复的劳作中革新自身，从而使自身成为创新的象征本身。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技术的文化化过程中，技术为使自身成为广泛的象征，恰恰需要产生一种可被重复作用在具体事物之上的普遍思维模式和基本逻辑，这一点无疑就是技术的通约性。我们可以认为，在物质性存在消失以后，一种可被重复验证的模式和逻辑正是技术所留下的“存在性本体论框架”（existential-ontological category）。在英加登看来，这种“存在性本体论框架”恰好是作为“纯意向性客体”的“文化客体”反向作用于实在的基本前提。［5］也就是说，技术的创造意图不仅仅驱使主体进行物质生产，还使主体反向思考建构一种可使技术得以持续存在的系统性框架。

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基于同样的事实，人类在使技术实现这样一种文化性的过程中亦被技术所奴役了呢？是否正如马尔库塞所意识到的那样，工业社会的技术自由反而导致了主体的不自由呢？换言之，这种奴役并非反映为物质上的依赖，而是技术在被当作工具使用的过程中，反客为主地把自身逐渐转化为一种超越性的思维模式，一种无所不在的“崇高”秩序。更何况，技术真正令我们担忧的是其具备颠覆现实的能力。例如，量子力学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看待现实的方式，在原子能的利用方面更是展现了它对现实的主宰力与摧毁性。在这样一种力量的震慑下，又如何借助技术从其自身那里重新夺回我们的现实呢？

不过，这样的逻辑似乎也能够从内部被颠覆。试想，在以上的过程中，物质的兑现不恰恰是一种使该种意图得以产生的承诺吗？不也正是这种承诺让意图转化为了多样而具体的实践行动吗？

于是，我们会看到，技术的进步性恰恰体现在意图通过实践兑现某种承诺的循环运动之中。一方面，具体现实向技术提出的要求，促使其必须永远处于创新的趋势之中；另一方面，创新无一例外地受到具体现实的制约，技术不得不通过突破这种限制而使其潜存的可能性持续地显现。因此，技术的进步性也就意味着一种终极的创新，在与具体现实交互的过程中，它使自身的可能性向具体的现实开放。

综上，通过从本体论的角度揭示技术的创新性、通约性与进步性特征，我们得以意识到，如果说“文化技术”意味着文化因为具体现实的限制而不得不抑制自身丰富的潜在可能，那么技术文化不但意味着文化赋予了技术某种意识形态功能，而且代表着技术通过超越该种限制重新使文化的绝对生产性得以释放。这无疑构成了技术文化的核心人文内涵，即技术实践和文化反思之间的一种辩证以及在该种辩证下生成的新社会。该种辩证也让我们得以重返本雅明所发现的技术的两面性，并思考这样的问题：一种本土文化现象是否能够在形成其独特的技术文化的过程中，成为文化重获生产性、技术重夺现实性的一种途径呢？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技术文化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许能够带给我们些许借鉴和启示。

任何一种文化在很大意义上不仅仅是某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更是后期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历史和文化也就构成了一个地域区别于他者的某些典型特征。就以硅谷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而言，由于该湾区对技术的特殊定位及其相应的发展历程，技术不仅促成了旧金山湾区在美国乃至在世界范围里独特的地位，而且也造就了这一地域的独特文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英格里斯-卢克（J.A.English-Lueck）及其合作者就启动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硅谷文化项目”的宏大研究计划，尝试揭示旧金山湾区尤其是硅谷高科技人才集聚的原因。经过长达十年的田野研究，她出版了《硅谷文化》（Cultures@SiliconValley）一书。在此书中，她借助人类学视域，把“文化”视为一个由行动的跨社群、区域传播所促成的动态网络，而非由人的一致性属性组合而成的固态结构。在这种趋势下，技术的普及与身份的差异正在成为当代全球化文化图景中的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恰恰是硅谷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她看来，硅谷之所以能够吸引和聚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高科技人才，除了硅谷无比的创新活力及优越环境外，还因为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黏合作用，她将这一现象称为“技术渗透”（technological saturation）。［6］尽管这些高科技人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原生文化和文明的烙印，但是技术的通约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鸿沟，不但使因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而可能造成的冲突减少，而且使这种多样性成为硅谷保持创新活力不可或缺的因素。笔者在硅谷考察时就发现①，硅谷诸多人群间的文化身份如种族、阶级与性别等的差异使他们通过对技术的基本逻辑即创新、进步的指认建立起共同的文化信念，从而规避了这种差异可能带来的冲突②。

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与硅谷文化的形成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成就了硅谷，反过来，硅谷也成就了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二者之间的互动正是以技术为主导因素的硅谷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笔者将观照技术文化特征在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与作用，探讨技术文化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和意义。

1.技术文化的创新性特征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影响

在地处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崛起之前，东海岸的纽约湾区早已借助传统工业的优势和占有的发展先机而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湾区也是美国教育重镇，众多东部的传统名校聚集于此，但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传统一直充满着开拓、勇气与冒险精神，这些精神在技术的文化化过程中成为其创新特质的基础。伴随着旧金山湾区因赶上信息技术时代的大潮而迅速崛起，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如果说以金融产业为标志的纽约湾区代表了美国过去和现在的荣光，那么以技术产业为标志的旧金山湾区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发展已从以物质的代币为特征的货币时代向以代币的代币为特征的数字时代转移。也就是说，一方面，当货币的积累而非物质的交换成为生产的目的，创造就意味着不断地产出物质的替代品；另一方面，当作为物质实在的消费对象被一种文化象征所取代时，创造则意味着生产“创造性”本身。例如，我们购买数码产品并不是为了购买数码产品所代表的实在物，而是为了购买数码产品所承诺给我们的无限可能。旧金山湾区技术文化的创新性充分体现在后者上。在旧金山湾区形成的过程中，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谷歌创始人佩奇和布林、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等人被塑造为该地域的一种文化象征。在他们的成功叙事中，冒险和开拓，以及对探索未知世界的近乎偏执的热情和疯狂是永恒的主题，这些叙事作为创新性的具现，无一不影响到了其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走向。

技术文化的创新性导向对旧金山湾区产业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旧金山湾区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向。这种影响是通过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实现的。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等实践方面，硅谷与周边高校的深度合作是技术文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一方面，上述这些精神和观念很容易作为文化渗透进旧金山湾区的高校中，促使高校改革者们的教育理念适应这一地区对各种类型创新型人才如研究型创新人才、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培养善于进行“破坏式创新”、有发展潜力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只会读书考试的人。比如，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高校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创造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中，乔布斯与佩奇等人所象征的进步与发展前景成为学生努力的动机与目的。另一方面，产教融合与科教融合本身成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模式和途径。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重视学生的实践性学习和教师研究成果的转化与推广。事实上，实践性学习不仅是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特征，也是美国高校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都非常重视给包括本科生在内的学生参与研究项目提供机会。一项针对加州大学本科生就读经验的调查结果显示，该校每三位本科生中就有一位参加过教师的研究项目，这个比例在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中更高。在2017 年的一项排名中，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培养的最具企业家精神的本科生人数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培养的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工商管理硕士人数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九。［7］旧金山湾区的这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当年也正是坚持和强化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并着力营造鼓励创业、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才走出了一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道路。应当说，与东部的传统名校相比，旧金山湾区的高校更热衷变革，都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鼓励科研创新视为大学的神圣使命。笔者访谈斯坦福大学著名组织社会学家斯科特（W.R.Scott）时，他认为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一类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总会产生一些疯狂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技术文化的创新性熏陶和该地域文化象征的精神感召。

值得提及的是，旧金山湾区技术文化的创新性更注重一种“破坏式创新”，即对既定逻辑范式的颠覆。换言之，创造“创造性”湾区的技术文化并不以生产新的物质和金钱的获得为目的，而是旨在颠覆支配物质和货币的旧生产框架。例如，脸书早期的一句格言是 “快速突破，破旧立新”（“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其所表达的意思是，脸书并不太怕你犯错，反而担心你突破和创新的速度不够快导致错失良机。也就是说，相对于“维持式创新”，脸书更主张“破坏式创新”，即创造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前沿技术。这种前沿技术的创新通常具有两个共性：一是对单一学科原理的创新性发现；二是在既成的学科基础上进行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非线性集成创新。前者的代表有苹果智能手机，即在原始智能手机基础上的突破性发展；后者的典型则是脸书，即融合了通讯、论坛、相册与流媒体播放平台等功能的集成性产品，实际上，这已成为脸书一种根深蒂固的技术文化③。

这种技术文化的创新性特征，让旧金山湾区的高校非常注重培养具备“破坏式创新”潜力的个体。在他们看来，旧生产框架的颠覆并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过程：生产者处于旧生产框架的内部，在长期从属于框架的过程中，生产者既逐渐习得了框架的运作机制及其基本规则，又进而发现框架内部尚待革新的内容。在该前提下，培养能够产生创新动机的内部生产者也就成为旧金山湾区高校的任务和使命，即大学不仅是为了适应世界而培养人才，更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培养人才。事实上，硅谷高科技领域的发明创新无不体现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成果上。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生完成的学分中非专业学分高达 54%，这也说明，学校给学生跨学科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学生通过跨学科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8］

2.技术文化的通约性特征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影响

英格里斯-卢克认为，旧金山湾区的“技术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因身份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这一点恰恰与技术文化的通约性相关。一旦创新、进步的技术被指认为该区域的文化象征，那么由国家、肤色、人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也就能因技术的普遍模式和基本逻辑所奠定的共识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这种解决不以消解差异为前提，而是体现为一种从兼容到融合的过程。英格里斯-卢克通过人类学调查发现，在硅谷生活的个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境况：一方面，这些个体对技术所带来的某些共同的生活习惯保持认同，另一方面，这种认同又使一些复杂的差异性事实如人种、肤色和国家的差异得到保留。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融合，并非指涉一种文化的同化现象，而是意味着差异不再以一种限制性的身份构成对立关系，它以属性的方式在对话中显现。这正是在构成关系网络的社会中融合的内涵，即个体在对话中不断相互渗透，从而借由主动指认特征建构自我。因此，融合代表的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过程，而非一项既定的事实。

技术文化的融合性特征具体体现为旧金山湾区在鼓励和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对相互协作、实现共赢精神的提倡。例如，在旧金山湾区，除了主要核心科技产业外，一些相关的重要行业如中介、金融、服务业等也为当地居民和外地移民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使旧金山湾区的技术产业不但扮演了一种连接器的角色，还实现了对这一地区其他产业的反哺。这正是旧金山湾区最值得借鉴之处，即其不仅仅注重高精尖前沿技术的研发，还建构了适宜技术投入应用的良性市场环境。

毫无疑问，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硅谷的形成不仅仅需要技术的创新，还需要一大批负责和市场对接的专业性服务。旧金山湾区的有效经验便是高校培育了一大批创新活动的间接参与者，如律师、会计师、项目指导师、培训者孵化器以及NGO等。其中，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创业和进入市场的风险；会计师提供专业会计服务，有效监测成本与运营风险；投融资公司则对项目的转化进行专业指导，从而帮助公司存活和成长，将破产的风险降到最低。这些专业性的链条式服务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保障，并有效地提高了成功率。另外，旧金山湾区高校不只是培养工程师，而且还鼓励人文学科的学者积极介入对未来科技的设想和反思。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旧金山湾区访问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都很自豪地说，在硅谷工作丝毫没有感受到人文与技术的对立，技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并成为他们孕育思想的温床；更重要的是，技术应用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需要他们提出更加专业的解决方案，两者其实是互相受益、相得益彰的。

高等教育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与产业紧密互动，促使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促进了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特别是通过发挥“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功能，直接为旧金山湾区发展输送适应需要的各层次人才，并提供引领方向的高科技产品。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也使得大学培养的人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与旧金山湾区所提供的职位相匹配、相适应。例如，位于硅谷核心地带的圣何塞州立大学每年为硅谷培养600-700名工程师，有些年份甚至突破了1000名。值得提及的是，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体现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性特征，反映了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现代趋势。［9］

与技术文化的融合性特征相关联的是多样性。在旧金山湾区，很多人对硅谷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硅谷的技术文化精髓并不只集中于现在的微软、谷歌、脸书等大公司，而且反映在旧金山湾区内成千上万可能只有三五个人的小公司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可能鲜为人知，但它们拥有极大的创造潜力，是改变时代发展方向的不可忽视的能动因素。现在很多国家为了复制旧金山湾区的成功经验，总是选择一些已具备稳定体系的成功大公司来入驻，而忽略了那些擅长发现潜在可能的小公司，在这方面，他们也许误读了真正的技术文化。所以，硅谷技术文化的多样化非常突出，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精英式文化。这种多样化的技术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的发展选择，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在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中，各高校在科技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上分工明确，具体表现在高校的类型、层次及创新人才培养的多样性上。例如，既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负责“发现”，为旧金山湾区培养和提供拔尖的创新人才和最新的科技理念，使之能始终立足于国际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方向；也有众多像圣何塞州立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等这样的应用型大学及社区学院⑤负责“行动”，它们既为科技理念的潜在可能和创造性提供实践场域，又成为新的科技理念孕育的母体，即发现旧框架所暗含的潜在可能的场域，它们对推动旧金山湾区的成长和壮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在访问圣何塞州立大学时，好几位受访者都自豪地说他们培养的学生是硅谷的塔基力量。一方面，该校的地理位置比其他任何学校都更靠近硅谷，学生在读书时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硅谷的前沿技术与理念；另一方面，该校的产教融合做得非常好，每年都能为硅谷输送大量的适用型人才。由此可见，在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上，前文所说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必然趋同，其所促成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马赛克”式的有机体系，即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的整体性与内部的多样化相映成趣。实际上，这从另一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特征与趋势。

3.技术文化的进步性特征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超前发展的影响

技术文化的进步性特征是与创新性特征相关联的，具有一种未来性特质。这种未来性特质具有两个显著的意蕴，一是未来不仅是超前的，也是不确定的，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是可以改变和创造的；二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任何事物都需要超前谋划和引领，从而能勇立潮头、永立潮头，这实际上也是事物的先进性与创新性的本质使然。这两个意蕴在旧金山湾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影响到了湾区产业的文化特质和布局。事实上，“硅谷文化”对任何尚未成功的创新实践的积极鼓励和倡导，都反映了技术文化的另一项重要特征，即“进步性”。该种“进步性”意味着他们并非主张一种创造未来的探索，而是倡导一种改变历史的实践。换言之，硅谷的创造者们意识到，现有的实践总是建立在尚待改善的生产框架上，他们的实践目的并不是根据旧框架生产更多重复的新产品，如大公司的成熟生产链，而是在达成旧框架所预设的目的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所给予的效果反馈，发现旧框架内部的潜在可能，从而改变固有的生产模式。

由此，旧金山湾区技术文化的进步性与创新性具有一种历史性内涵，从而让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具备某种超前的意识。任何的超前意识皆与一个地区的创造者与教育者所认识的现在与过去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有关。⑥因此，这种具备历史性特质的超前意识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对事物潜在可能的挖掘，从而在旧事物的内部发现无限新未来；二是对旧事物的重新表达，以便使旧事物适应特定时代的现实需求。这两重内涵在旧金山湾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影响到了整个湾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的超前发展。在旧金山湾区，不论是新大学、新学科、新专业的创立，还是一些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老大学、老学科、老专业的退出，无不与这一超前意识密切相关，并主要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上。比如，圣何塞州立大学提供65种硕士学位，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学生在此就读，其中最有名的科系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学、工商管理学、艺术设计和航空学等专业就是在一些原初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同时，该校各学院和研究所着眼市场需求开设的商学课程也吸引了众多国家或地区的专业人士前来学习与研究。又如，在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抓住科技产业兴起之机遇，开辟产业研究园，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激发出了师生的创新创业热情，经历一个时期后逐渐成为斯坦福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考察了旧金山湾区的技术文化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后，我们必须回到最初的问题，即技术文化的形成是否有助于身处其中的实践者们能动地改造现实？总体而言，我们对该问题的答案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即技术的通约性使实践者们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差异化的融合，并能够在共识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的独特的创造意图，创造意图作为实践的动机，使生产框架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并通过进一步创造需求促使其不断地进步，而进步的趋势也在反过来进一步加强融合。

不过正如英格里斯-卢克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积极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另一些事实：尽管硅谷促成了不同种族、肤色和文化间个体的融合，但硅谷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本地居住者、外来移民在该地区被日益边缘化。［10］此外，就技术文化本身而言，如果没有融合性在其中发挥辩证功能，那么技术文化对进步性和创新性的强调很容易陷入极端的状态中，即一种排他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这里的融合性不仅仅意味着不同阶级的个体之间，还包括了个体与环境之间。说到底，我们在探讨技术文化时不仅仅要考虑到发展的人文性问题，还要思考存在的人文性问题， 这也是已经成熟的旧金山湾区向正在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不同地域间的历史问题、不同教育间的资源合理分配问题以及不同群体间的互惠互利问题。

所谓事物的“一体化”，指的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互不相同、互不协调的事项，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或措施，将其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协同效力，以实现组织策划目标的一项措施”。［11］显然，这是一个与事物的整体性相关的概念。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当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时，有机的整体才能得以形成，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同样是与有机的整体性相关联的概念。在华勒斯看来，高等教育一体化本质上是一个认识到区域间教育合作的重要性并建立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过程，既旨在促进和增加区域内的流动和就业机会与互动，又承认该地区高等教育体系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寻求建立一个“共同教育空间”的过程。［12］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性，更强调组成区域的地域之间的高等教育的关联性。如果说过去高等教育的地域关联并不必然，那么在地域之间的经济来往日益紧密的今天，特别是在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和设立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目标的条件下，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其地域关联既是一个必然要求，也是一个需要主动建构和追求的过程。大湾区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是一种高质量的集群发展样态，它包括大湾区组成各地域高等教育的高质量集群发展和整个大湾区的高等教育高质量集群发展两大意蕴。高等教育一体化将通过粤港澳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推动这种高质量集群发展，从而形成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样态与格局。近期教育部、广东省联合印发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中特别提出，建立健全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体系，强化互联互通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粤港澳高等教育优势互补，强化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到2025年，“大湾区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布局更加协调”，“人才协同培养体制机制基本确立”，“区域高校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值得提及的是，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并非一样化或同化，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一样化是三地无差异化和完全的同质化，而一体化则主要指的是大湾区各地域的协同和有序化，其核心是将维持、保障各地域进步与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统合起来，容纳不同的文化。一体化的结果并不是少数同化于多数，而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13］另外，从市场角度而言，推动一体化而非一样化是因为粤港澳三地的历史文化差异既对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同时，形成一样化容易将三地的特点和优势抹平，无法发挥大湾区建设作为一个国家重大战略的应有作用。大湾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就是要发挥各个地域的优势，就大湾区的五大战略任务来看，不管是市级的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倡议的窗口还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圈，从来都不可能“一样化”，它一定是有它的特点，它毕竟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⑦

应当说湾区发展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关系密切。旧金山湾区的迅速崛起得益于美国的移民文化，从“五月花”号驶入北美大陆到淘金热，来到美洲大陆的世界各地移民既缺乏与土地之间的天然联系，又无法用血缘宗族秩序加以制约，为了整合生产者，并使他们向一致的目标努力，美国形成了以新教思想为核心的进取观，主张朴素的生活态度和有规律的发展。［14］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文化与旧金山湾区截然不同，三地九市之间文化语言相同，历史上长期以来便存在着跨地域间的流动现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亲缘关系。但是，因为近代的一些历史事件造成了三地九市之间当下的差异化存在。所以如何在当前的发展进程中既保持这种差异性，避免“一样化”的倾向，又重新建立起互惠互利的联系，是大湾区建设需要思考的问题。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合作不断深化，基础设施、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科技教育、休闲旅游、生态环保、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此外，随着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中央政府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列为国家重大战略，这无疑已成为大湾区建设一种制度与政治上的优势和特色。应当说，所有这些都为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从现实状况而言，大湾区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尚未完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湾区高等教育不仅要延续文化传统和过往的合作历史，致力于将“一国两制”等制度和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治理优势，更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文化元素以便兼顾上述情况，技术文化便是这样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元素。

1.技术文化带来教育价值观念的转变

如前所述，技术文化诸特征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的影响正是从教育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新教育价值观的确立开始的，并与当时旧金山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及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同样，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要分析技术文化诸特征对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影响，特别是要确立适宜的、获得广泛认同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来引领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也需要结合大湾区经济社会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值得提及的是，尽管中美两个湾区的建设和发展目标都着眼于创新湾区与科技湾区，但与当初旧金山湾区崛起时相比，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面对的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特别是技术的进步使得教育要面对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愈加显著，而且技术在价值上的“双刃剑”效应日益突出，即技术在赋能教育、发挥正向功能的同时，也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不少困扰，其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凡此种种，在推动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时都需要在教育价值观念上树立正确认识。

（1）教育面向不确定的未来。

面向未来是教育的一个基本属性，也是其核心价值和理念。那么，今天的教育究竟要面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又如何面向未来？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课题。在笔者看来，今天的教育要面向的未来既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又存在某种确定性。确定性表明任何教育都建立在对未来某种“存在的社会”的预设之上，而不确定性意味着伴随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需要在教育中应对更多复杂的文化事实和教育现象。因此，就价值导向而言，教育应当从长期以来的适应性面向转到引领性面向，这一教育价值观也是与技术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相一致的。今天人们常常用“未来已来”来表达信息时代的迅疾，对此我们要“莫等闲”。但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一意义来看，未来仍然是“未”来，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具体到人才培养，便是从适应性培养向引领性培养转变。所谓适应性地培养人，即学校培养的人要适应当下或未来，不论是适应当下还是适应未来，它都具有确定性特征：当下的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的确定性则是将未来视作一个预设的“存在的社会”。这个预设同样是确定的，或者说是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我们的学校就是为这样一个预设的确定性的当下或未来适应性地培养人。所谓引领性地培养人，则更关注和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是不可预见性，它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和机遇，学校就是要着眼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来引领性地培养人。实际上，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就指出，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替一个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儿童”。［15］该报告同时指出，未来是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未知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不确定、不可预见的未来，也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和机遇的未来，它需要学校培养出新人主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从容应对未来的不可预见性，最终奋力创造美好未来。显然，这里的“主动面对”、“从容应对”、“奋力创造”都是人的引领性品格素质特征。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过去更多的是从适应性角度来建构人才培养体系。比如，高校非常重视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培养目标、专业与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以及评价标准等都是围绕学生能更好地就业来进行的。现有工作岗位的确定性（有限性）使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未来工作岗位的不确定性亟须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早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不仅要使我们的毕业生成为现有工作岗位的求职者，而且要成为未来工作岗位的创造者”［16］。这是教育价值观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与创新，对今天我们审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技术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信息化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对教育领域日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信息化的维持性创新，即以技术重塑学校教育，二是教育信息化的“破坏式创新”，即以技术替代学校教育。比如，在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外，技术正在显示其强大的破坏性威力，不断形塑实体大学的生存环境。未来是否将如凯利所预言的那样：大学的时代即将终结，泛在大学正在兴起？［17］这种推理看起来是合理的，但当前的事实却像克里斯滕森所描述的那样，“大学是颠覆性框架无法解释的一种异常现象”［18］。高等教育领域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有教育企业规模小、技术不成熟、MOOCs质量参差不齐、招生与学位制度壁垒等外部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信息化“破坏式创新”将新兴技术作为高等教育“去学校化”的论据使用，企图建立不受任何类型、资金、供给或规则干扰的理想高等教育组织模式。然而，技术不是解决21世纪高等教育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大学当前仍是高等教育的责任与权利主体，主张以技术替代学校教育是有风险的。与其反对学校教育的整体概念，还不如思考一些在技术文化时代更加显著的教育问题，即如何调和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和校外教育企业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使其既发挥教育企业在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扩大高等教育学习机会方面的重要作用，又通过公共高等教育系统满足人们普惠性和公平性的高等教育需求。这就要求我们明晰高等教育各创新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利用主体间的非零和博弈实现合作共赢，兼顾维持性创新和“破坏式创新”的双重属性，最终走向混合式创新。⑧

（2）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这是现代高等教育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从高等教育的现代发展来看，多样性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样态。与此相应，多样化日益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传统高等教育发展不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最为普遍也最为本质的现象即多样性，这既与教育的价值追求即满足每个人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有关，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现代以降的阶段性特殊现象。应当说，高等教育多样性既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现代的结果性现象，同时又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出现的种种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的原因或根源所在，或可称之为原因性现象。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需要解释这一现象，回答其带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这种多样性特征就会更加明显，且因同时面临新的外部环境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比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工智能正以人们难以预料的势头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创新型的新业态会不断涌现，为适应新业态的发展，高校的办学模式很可能出现一些颠覆性的变化，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创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等似乎都昭示了这种变化趋势。无疑，尊重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是尊重高等教育规律的重要体现。

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现代技术的先进性与创新性不仅促成了更为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同时也为高等教育更好地回应这种需求提供了技术条件。实际上，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就是适合，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与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更好的适合，也包括中微观层面的高校学科专业及课程的适合，尤其是与学生个体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更好的适合，使每一个学生都能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教育。

（3）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

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教育内涵，这种教育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技术社会作为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划分的一种社会形态，对教育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学校教育更多的是为了使学生学会生存，学会一种谋生的手段，而疏于学会生活。值得提及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别提出要使学生“学会生存生活”，这里将生存与生活既分开又联系起来，一个重要意蕴就在于，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学生就业谋生的问题，更要让他们懂得生活和正确理解幸福生活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基。

需要关注的是，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已成为当代教育的重要特征，也被认为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和内容。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便是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并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19］这在新技术革命兴起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可能引发教育制度、学校制度的巨大变革，已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人文主义在其中的重要性也得到重视。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就提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和教师”，“人工智能促进学习和学习评价”，必须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对于未来工作和技能培养的潜在影响”及“其在重塑教育、教学和学习的核心基础方面的潜力”。这深刻表明了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影响不仅是重大的，而且拥有无限的可能。如何面对这一重大的影响和无限的可能，该报告特别强调了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人文主义取向：“以期保护人权并确保所有人具备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进行有效人机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相应价值观和技能。”［20］

2.技术文化推动教育制度机制的变革

推动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无疑会涉及高等教育管理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调整，这与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是相互关联的。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除了是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外，同时对整个高等教育一体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也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这是由大湾区建设要求和“一国两制，三种法律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特殊区情及三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同的历史与现状所决定的。可以说，没有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就谈不上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也不可能实现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高质量发展，更遑论“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和创新发展先进典范”和“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那么，应当如何推动大湾区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关键在于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指出的，“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对于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而言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在于统一规则，并进一步推动中国规则走向国际。在内循环方面，要做好规则制度衔接，在外循环方面，要使中国的规则国际化。大湾区要有竞争力，首先内部规则一定要统一起来。只有如此，才能强化内部的竞争力，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如果内部规则不统一起来，大湾区发展就会受阻，影响竞争力的提升。［21］实际上，在推动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到三地内部规则的完全统一并非易事，更为切合实际的做法是，能够统一的尽可能做到统一，并通过法制化过程予以确定，但重点要放在规则的衔接和机制的对接上，要以求同存异、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强化大湾区高等教育互联互通的体制机制创新，力图在制度设计、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畅通渠道、搭建平台、配置资源上持续用力，创新合作政策措施，拓展合作领域和空间，促进三地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提升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等方面各展所长，建立健全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体系，探索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22］，最终促进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成为高质量的发展共同体。

对于大湾区而言，不论是规则机制的统一或衔接抑或是对接，都需要着重探讨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和克服“一国两制，三种法律体系、三个关税区”所带来的制度壁垒，推动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实现制度创新，最终达成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的目标。

作为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仑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是其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特别是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其一，制度是由物质环境（技术）决定的，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二，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变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技术的变化；其三，制度总是“保守的”，“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因此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其四，技术变化引起制度变迁的机制有两种，一是通过对人们形成压力而引起制度变迁，二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便利程度而引起制度变迁。［23］上述观点，为我们分析技术创新对大湾区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和制度创新、推动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提供了一种视角。

（1）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需求。

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需要制度创新提供保障，二是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也就是助力制度创新。当今技术创新的价值主要体现为颠覆性创新，这对制度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从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来看，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徐匡迪院士曾不无感慨地说，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的制度下（主要指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是难以实现的，这是由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本质决定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等制度的制约对高校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样很大，也常为人们所诟病，亟须进行制度创新。对于大湾区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来说，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更为迫切，且因特殊的区情更为复杂和不易。基于制度统一、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制度创新作为大湾区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发展的主导方向，兼具凡勃仑所说的制度变迁的两种机制。而制度变迁的方式，按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既有自上而下的强致性变迁，也有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基于三地高等教育体制的特征及大学制度的现实，特别是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的建设目标，当前可能更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法治思维是必不可少的，法制是不可缺席的，包括统一的国家法律如港澳两个《基本法》，以及大湾区法规，如正在研制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办学条例》、各校章程等。这是大湾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至于技术创新是如何推动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技术如何克服制度“保守的”一面，今天我们在论及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时，常表达为“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与以往所说的“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不同的是，技术对教育现代化的支撑引领已从过去的外在加持转变为内在赋能，而且这种支撑引领是主动的、积极的。这是大湾区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和现代化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2）技术创新超越各地制度的时空差异。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农耕社会时代、工业社会时代、信息社会时代，这几大时代的最大差异就是制度形态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同一个大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时代差”，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工业社会时代，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还处在农耕社会时代，甚至在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区域所处的“小时代”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在信息社会时代，技术将会在不同程度上抹平这种制度形态的鸿沟和差异。比如，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前工业社会时代，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工业社会时代，随着信息社会时代的到来，两个国家或地区时空维度上的差异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缩小或消除，从而使不同制度形态中的人处在同一起跑线。这也是信息社会时代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红利”。对于大湾区来说，技术可在不同程度上缩小大湾区内各地域的制度差异，也有利于在制度上求同存异，这就为通过技术超越三地过往的制度壁垒和克服现今的制度障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对于大湾区来说，尽管三地制度的时代差异并不明显，但空间差异还比较大，如何借助技术优势超越和克服阻碍大湾区高等教育管理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的障碍、破解制度变革与创新的难题，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是当前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3.技术文化超越教育物理空间的约束

大数据是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的有力引擎。通过大数据驱动，有助于提升制度建设的灵活性、科学性和适切性，在大湾区内实现统筹规划，提高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有效推进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质量集群发展。

（1）共享资源。

与过去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以自我发展为出发点不同，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着眼点是建设发展共同体，特别是通过互鉴互利实现资源的高度共享。大数据技术使得互鉴互利更为便利，特别是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高度共享，如助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人才协同培养体制机制和高校科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等。

（2）科学评价。

以数据驱动的方式建立大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实现科学、精准、动态测评的目标。指标体系是大数据技术与教育治理目标有效融合的基础，也是大湾区高等教育实现一体化发展的前提与依据。通过采用专家研制与大数据测算相结合的方式，充分考虑三地教育发展的共通之处与各自特色，兼顾教育基础理论与数据支撑，构建大湾区教育发展多级评价体系，以期科学、客观地展现大湾区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问题。随着大湾区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治理的任务也会与时俱进，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也需要动态调整以适应真实数据，同时，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评价指标体系也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或生成。因此，需要研究一种数据驱动的教育评价模型的动态生成和更新，以便较为精准、动态、科学地衡量各指标的重要性，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的评测模型应满足增减指标的需求，以适应大湾区教育治理动态变化的需要。

（3）预警预测。

大湾区教育治理的监测评价与预测预警也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监测评价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功能，目的是及时了解大湾区教育发展的状况并剖析存在的问题。大湾区涉及地区范围广，各类数据复杂多样，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构建更加系统化的教育监测模型亟待研究。同时，三地教育发展存在差异性，应用大数据技术来准确把握区域教育发展动态以及影响其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从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机会等方面推进教育的协同发展，缩小地域间的教育差距，帮助不同地域根据自身环境条件、经济状况以及发展需要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发展路径，也值得探讨。预测预警是高等教育治理亟待发挥的重要功能，大数据为预警大湾区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预测教育发展方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大湾区教育治理的科学预警问题和教育治理的科学预测问题，深度挖掘教育教学活动的规律及趋势。

（4）创新模式。

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渗透性很强、具有颠覆性的通用技术，对教育的巨大影响和变革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使教育必须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如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师的协同；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解决教育难点问题，增强国家竞争力已成为国际共识。近年来中国相继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加快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在课程教学领域，教育信息化的支撑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转变”上。［24］一是转变学生学习方式。人工智能对生活的深层次介入正在改变人们的能力观、知识观和学习观，单纯“消化”书本知识的学习方式将成为过去式，线上线下结合的体验式学习、项目制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及疫情期间成效显著的弹性学习和自主学习正逐渐成为主流学习方式。二是转变教师角色。教师的角色将发生明显变化，其知识性的教学角色或将部分被人工智能取代，教师将从批改试卷、作业等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对学生的个性化引导和培育中，教师与人工智能的优势互补、高度协同将成为未来的大趋势。三是转变课堂形态。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对传统教学的重构，近年来各类基于新技术的教学创新不断涌现，包括远程专递课堂、网络空间教学、异地同步教学、翻转课堂、双师教学、校园在线课程、基于设计的学习、引导式移动探究、协同知识建构、能力导向式学习等。这样的课堂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率，帮助他们实现个性化成长和全面发展。四是转变评价体系。基于数据驱动和数据创新是信息社会时代的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利用教育大数据全程采集、记录、分析学生学习过程，能够改变过去单一的评价模式，有助于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同时有助于破除应试教育对教育整体跃迁的阻碍，释放智能教育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巨大潜能。

注释：

①2019年8-11月，笔者与团队成员陈先哲教授、卓泽林副教授对美国旧金山湾区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深度调研和考察，形成了系列成果，本文中有关部分参考了该系列成果。

②2019年9月笔者一行访谈英格里斯-卢克教授时，《硅谷文化》一书的第二版正在发行，虽然较第一版充实了许多内容，但技术文化这个内核却没有丝毫改变。而且经过多年，英格里斯-卢克教授也更加坚定地认为“技术文化”就是联接和黏合旧金山湾区方方面面的核心文化。

③笔者一行访问脸书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华人小伙，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升到与脸书最高职级差不多的工程师职位了。他介绍了脸书开展员工评价和管理层决定谁能获得升职一事，即如果两个员工都取得比较好的业绩，通常情况下公司会让其中一个不那么努力的员工升职。其依据是脸书的理念：这个员工工作不太努力就能取得比较好的业绩，说明他有能力和潜力去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让那个很努力的员工升职，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也对他本人不利，因为能取得目前的业绩可能已经达到他的极限了，让他升职去承担更重的责任很可能会对个人和公司都不利。对于我国文化中更加主张“天道酬勤”、“态度决定一切”等，这一取向似乎有些不太好让人理解，即便理解了也难以在实践中推行。事实上，旧金山湾区很多高科技公司都是如此。所以说，旧金山湾区的贡献不但在于提供世界领先的科技产品，也在于因其对技术文化的极致推崇而引发的精神和观念上的颠覆。具体参见：陈先哲著《技术文化为湾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带来了什么？》，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1910/23/c2736373.html。

④在《硅谷文化》一书中，英格里斯-卢克开篇就描述了几位硅谷技术人员在硅谷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共同特征主要是，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却因在硅谷工作和生活以及硅谷公共设施的建设分享相似的生活习惯。具体参见：J.A.English-Lueck. Cultures@SiliconValley:Second Edition.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1-4.

⑤在旧金山湾区的社区学院有 23 所，且在校学生数多达 20 万人，这意味着在旧金山湾区生活和工作的每 100 人中就有 3 人在社区学院学习。

⑥这里的“历史性”与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有着一定的关联。伽达默尔认为，任何对于当下的理解都建立在我们对历史的前理解之上，因此不存在纯粹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有历史意识及其对理解历史带来的影响效果。因此，“现在”取决于我们对于“过去”的意识，而“未来”则暗含于这种整体性的理解之中。

⑦近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特别指出一体化不是“一样化”，推动三地共同建设大湾区，所要推动的是一体化而非“一样化”。具体参见：广东省省长接受专访谈大湾区建设：一体化不是“一样化”，2021年5月20日深圳卫视深视新闻。

⑧笔者曾就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走向混合式创新问题与所带的博士生王胜兰进行过深入探讨，并认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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